淞沪抗日烈士张熙才～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

责任编辑：王文宇 来源：文汇报   

敌机被击落坠毁于真如。《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收录的这幅照片原刊载于1932年3月14日出版的《淞沪御侮记》，距离日军占领真如、南翔时隔仅十余日。书中同时刊有闸北民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日军击毁焚毁的照片。在书中的“淞沪战区地图”中，日军图例用“x”表示。（图片均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提供）

  日前，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在沪首发。作为“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之一，《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将当年“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的史料以影印形式出版。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出版界首次以大型丛书形式完整展示淞沪抗战全貌，史料研究及学术价值重大。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共计12辑收录32种作品。其中有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亲历者的战地记录包括参战官兵战记,还原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淞沪抗战细节。丛书编辑团队以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为标准，选辑出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作品重新影印。既有《上海抗日血战史》《十九路军血战全史》《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等记录评论战役的著作，也有参战部队的文件，士兵撰写的亲历记录，如《十九路军61师121旅淞沪抗日战纪》《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等。丛书还收纳了大量稀有的原始材料，其中不乏当年的军事机密，此次影印出版也都保留了文献原貌。

《上海抗日血战史》1932年4月出版，封面照片为中国军队在吴淞开掘战壕。

  收录记者作家的一线采访报道

“尤其是当战地的记者，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头上有那些银灰色的铁鸟，在天空乱掷恐怖的炸弹；前方有敌人无情的炮火，像连珠般地飞扫过来，更活像狩猎场上的猎狗，向着最危险的火线目标地冲去，搜寻猎得的胜利品一样。我们当做战地的记者，并不是生来便不怕死的英雄。我们所以每天敢冒险到前线上去，一则是激发个人的爱国热忱，其最大的原因，却是受了前线十九路军士忠勇精神的感化。我们在前线亲眼看见生龙活虎的健儿们，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死的危险，但是他们都不怕死，他们都是和我们同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个个都是年富力强的好男儿，他们既不怕死，我们当然也不怕死。”这段刊载在1932年2月19日《大晚报》上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淞沪抗战期间战地记者的自白。由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完成于1932年4月，当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其中不少报道都是《时事新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的记者们在战壕、碉堡中动笔写成，传神勾勒了曹家桥之役、江湾血战、八字桥之役等战役细节。

丛书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告诉记者，丛书一大亮点与重点，便是多位知名作家与记者的采访报道及报告文学作品，这部分占丛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包括郭沫若等编著的《上海抗战记》、范长江主编的《淞沪火线上》、张蓬舟撰写《沪战实录》等一系列作品，无不以报告文学样式，饱蘸爱国情感，见证了这一代记者作家的历史担当。

“天空有飞机两架，在我们顶上盘旋飞翔，离开我们走的大路右边，有一堵土围墙，飞机便把那个地方做目标，接连投掷炸弹，黑烟迸飞，好似火山爆发一样。路旁一个武装同志告诉我们说，那是吴淞炮台的老火药库。”纪实作品《在吴淞炮火线下》记录了当时日军轰炸的情景。战地新闻《无情的铁鸟蛋》则描摹了当时恐怖气氛——“在春光明媚的江南天气，蔚蓝的天空，平添了无数银灰色的铁鸟，嗡嗡轧轧的声音，惊破了上海民众的迷梦……只见那些张着白底红十字旗的救护大卡车，车里装着辗侧呻吟的十九路伤兵，和驯伏像羔羊般的无辜老百姓。路上的行人，面部都流露一种紧张的表情，大家都像怀着一个鬼胎，恐怕那无情的铁鸟蛋会像飞将军般从天而降。在真如车站的铁道轨上，停有四辆装兵的铁篷车，两辆的铁篷已破毁不复成形，只剩两架骨骸一般的东西。”作者在文章结尾处说，“在下次重来的时候，祝你们个个健全无恙。你们不用怕那些无情的铁鸟蛋，它最多只能毁坏你们住的地方，但是终不能屈伏你们英武的精神。”

“这些名家记录了抗战中中国军民的牺牲与抗争，用笔墨激励着抗战士气。”余子道说，这充分反映出那代作家的民族使命感，折射出纪实文学在那段历史中的重要文本价值。

《空军抗战纪略》1937年11月出版，收录了被击落的日机机长斧田的一封家书，并评价当时日本军人存在很深的厌战情绪。

   披露战役细节凸显军民士气与心声

“同胞们！同志们！我们自长官至伙夫，若存一丝一毫畏葸怯顾之心，不仅是我们革命之自杀，将杀尽灿烂历史的威风，杀尽中华民族残灯欲灭的生命……自由之钟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的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必定能救中国。”出自《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的这篇檄文，充满爱国激情和战斗精神，令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热血沸腾。

1932年1月28日夜，隆隆炮声划破大上海夜空，日本人未曾料到，竟碰上十九路军这样的强硬对手。

在闸北某次激战时，一位连长被子弹伤了右腮，但他奋勇在前线指挥，后来又被炮火轰断了一只左臂，仍旧忍着巨痛应战。营长发命令叫他退到后方去，他对营长说：“我还没死，为什么要令我退下呢！”丛书中《不怕死的同志们》一文里，讲述了记者眼中“不怕死”官兵的故事。记者把十九路军亲切称为“弟兄们”：“蓝衣的弟兄们，他们依旧是活泼、勇健，苦战的痕迹并没有刻在他们脸上。只有一样，那就是：这些弟兄们，他们已和从前不同，他们都已把丝棉背心脱下，说是不好意思穿。”记者问：“那么什么时候才好穿呢？这样冷。”“什么时候穿？等到我们胜利回到黄浦江的时候！”热血回答掷地有声。

当时，知名作家、记者曹聚仁采写了大量表现淞沪抗战期间将士英勇抗战的文章，生动还原了爱国军民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壮烈场景。比如他曾细致记录了装甲炮车的3个技工刘大保、苗思兆、蒋细大。曹聚仁引用采访对象之一孙师长的话开篇，“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不仅仅是哥伦布，但是大家容易把和哥伦布一同西航的水手们忘记掉了。”因为作战必要，装甲炮车必需有熟练的技工驾驶，但是炮车上的技工和前线士兵一样危险，敌人若摸准了炮车位置，飞机上的炸弹大炮上的子弹就很快过来了，也许会被炸得什么都不见。孙师长一字一句地告诉3名技工：“同志！国家这两个字你们总该懂的。国家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不可分，没有一个细胞可以和身体的痛痒不发生关系。敌人的刀刺到我们身体上来了，我们为了整个身体整个生命的存在，必须要抵抗。我们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必须要打掉敌人的魔刀！”这时，孙师长和3名技工的热泪都流下来了。

此外，《庙行镇战记》一文，记载了1932年2月20日至3月1日的11天里，259旅孙元良部顽强对抗日本侵略者，击退日军的过程。记者吴亮夫所著《空军抗战纪略》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两个月内，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了多次空战和空军战果，从书中的统计表格来看，1937年8月，共击落敌机61架、日军航空官兵在我境内死伤者约300余名。

不但十九路军官兵有种不怕死精神，还有许多普通青年男女投身到军队中充当救护员。某师部从军救护队员中有不少苏州女子职业中学的女学生，记者问其中一位，“女同志能习惯军队的生活？”女学生含笑点点头。记者继续发问，“女同志怕炮火吗？”对方镇定作答，“我们死都不怕，怕什么炮火呐。”

第5辑《挥戈录：上海战事记载》中，有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比如粤人爱国心、中山县首倡飞机救国等，内容多为编者耳闻目击，细节丰富，平常百姓在战争中的表现也被生动描述了出来，抗战军民的精神状态栩栩如生。

《淞沪抗日战纪》1932年9月出版，记载了战斗详报、行军日记、战利品照片等内容。  

  为淞沪抗战研究提供丰富佐证

“拿起你的枪，快快儿走前方。和这恶虎狼，拼命战一场。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告诉你母亲：莫悲伤！莫悲伤！告诉你爱人：莫惊慌！莫惊慌！等到我们打胜了，洋洋得意回故乡。”这首十九路军对日战歌铿锵无畏，唱出了官兵决心与士气。

第4辑《十九路军61师121旅淞沪抗日战纪》中不仅收录了十九路军将领照片和题字、部分战事及战利品照片，还有从1932年1月29日至3月1日的行军日记、电文收录等珍贵史料。第9辑《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载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其中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们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我平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们”，并表明抗战决心，“不抵抗无以为人无以救国。与仇日拼命，迥非寻常作战之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滴血，即挽回一分国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俊美指出，从战斗一开始，十九路军将士就将这次作战视为保卫世界和平、挽救民族危亡之举来看待，“可以说淞沪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全民反对日本侵略的预演。”第7辑《沪难与日本》提到，淞沪抗战提振了国威，“且使国际一改新观”，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迎头痛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队的抗战面貌。

另一部重要文献《一·二八两路创痕》收录132张照片和大量统计资料，如《两路员工殉难表》《两路财产营业损失表》等。所谓“两路”，具体指京沪、沪杭甬，那时暴日军队挟其飞机与重炮之威，烧北站轰炸吴淞真如和南翔等地，两路沿线桥梁轨道毁坏断绝，不一而足，前方军队的浴血奋战多为人熟知，两路员工的赤手空拳，防护路产，则不太为人所知。但这些也是两路员工不可埋没的战绩。从《两路员工殉难表》中可以看到当时不幸遇难员工的伤亡情形——1932年2月7日，日军进攻蕰藻浜站站屋起火，该站站长季有清率留站员工奋勇救火饮弹殒命；同年2月24日上午，驻处替班电务司事王景贤被派至南翔工作不幸被日机轰炸殒命……桩桩血案令人沉痛无比。

“两路的创痕，同时也是世界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创痕。当时的舆论已经意识到，要使这些创痕永远地平复，得放下悲怀，提起勇气，不断为抵抗强权，争取和平与正义而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谈到，这批史料的重新影印出版，印证了上海深厚的抗战传统。“从‘九一八’事变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上海一直是抗日救亡的中心，我们的城市精神正是从这段历史中淬炼出的。丛书提供的翔实史料为淞沪抗战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加上其中有些出版物已难觅踪迹，更凸显了其珍贵文献价值。”

淞沪抗战时期，一批上海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组成“市民地方维持会”，划分了经济组、慰劳组、救济组等工作小组，在战时全面承担起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任务，补助政府之所未及，1932年的一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详细记录了维持会各项工作，堪称稀有的原始材料。这也为淞沪抗战的全民抗战性质做了生动注脚。

《两路创痕》1933年5月出版，收录了132张照片和大量统计资料，编撰了京沪、沪杭甬铁路的战斗与维护状况。

  旧文新读

铁与血的斗争

傍午，我们下了车，在出发到上海的附郊一个小镇去的道上，我们远远望见“一·二八”的遗迹，那断垣，那残壁；我们还看见了两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厦岸然矗立在云霄。一阵温煦的海风扑着我们每个弟兄的黝黑的脸，我仿佛在风中听到一种声音，那声音该是带着欢喜又带着疑惧的欢迎的呼声吧？我不禁在心里响了回音：“别警惧吧！你们这次虽也许还要经历过一次磨难，然而请你们放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这一颗比钢铁还要坚强的决心一定把日本帝国主义永远逐出上海！”

弟兄们虽都在埋怨时间走得太慢，因为，在夜神一到来，敌人，定会到我们阵地来挑衅的，到那时候，几十年来郁积在胸口的愤怒与苦闷是得到一个尽情发泄的机会了。

可是，夜到来了，我们望着那半钩残月徐徐升起，九时，十时……一时，二时过去了，我们又望着那半钩残月在徐徐西落，弟兄们都显得异常焦急。

到三时多，保安队一排在宝山路附近巡逻着，我们的队伍即时离保安队相隔二三百米，一小队日本兵从他们的沙袋后面跳了出来，拦住了保安队的去路，一个日本的队长操着不纯熟的中国国语问：

“你们中国军队干么？是不是想包围我们日本军队，是不是想攻击我们？”

“中国军队从来不想攻击别国军队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而守卫着。你们不是没有理由的要保安队撤退上海吗？这已经是办不到了，因为保安队所驻守的是咱们中国的领土！”这是一队保安队队长的回答。

他们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脸色走进了他们的沙袋后面去，就在保安队开始走不上几步路的时候，他们就向保安队射击了。

我们弟兄一听到枪声，立刻冲上去，向他们回击，可是，我们的枪声一响，他们的枪声却就停止了。

傍晚，我们在江湾路附近。我们奉命进攻八字桥，可是青云桥给敌兵在事先炸断了，我们只能绕路走。敌人在每个路口严密地布置着，机关枪、坦克车，这一切向着我们行进的队伍扫射。

我们开始找到了敌方机关枪的所在地，轻轻地和了三个弟兄，带了一架机关枪，伏在草地上慢慢爬过去，到离开敌方约六十米的地方，我们就开始向着敌方的机关枪阵地扫射过去。

不一会，他们的机关枪响了两下，就不作声了，我那时的快活真是怎么也形容不出来，我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后面的弟兄这时也紧紧地冲了上来，虽然后来在敌兵的另一阵地里依旧发出了密密的枪弹，虽然在我们身边爆发了密密的炮弹，可是凭了弟兄们一声怒吼，我们终于冲上了八字桥！

宝通路一带中国军队建立的防线。图片原载于《淞沪御侮记》。

钢勇士

二十四日中午，我们在第X师政训处会见了钟品芳连长和韦少卿班长，他们是刚从火线下来的，满脸都是泥尘，身上血迹斑斑，可见他们连日冲锋肉搏已备受辛苦了。

因为大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又听到大家都是讲广东话，所以一见之下，有如久别重逢的故知，亲切得难以形容。我们致以慰问之后，便促膝坐下。

钟连长卸下身上的三枚匣子枪，点起一支香烟，很爽快地和我们漫谈起来。

我见了他身上的血迹，问他这血迹的来历。他扯起他的血衣，笑了一笑才回答我：“这是肉搏的时候染的！”

韦班长在擦枪，他递了一枝过来给我们看，他指着枪上的污点说：“你看，这枪上也有血迹！”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战事是如何惨烈了！

后来我们请钟连长讲述他们杀敌的故事，他也很高兴，他摸摸那久已不修的胡子，仰起头来想了半响，便开始描述他们的光荣史。

“我是十九日晚上吧？对了，是十九晚，我们开到沈家桥前线，防守第二线，那一晚没有什么好说，只是敌人飞机常常来轰炸我们的阵地。三十多架轮流出动，一队去了一队又来，几乎是不停的。我们没有理他。有一次很危险，一个炸弹竟丢中我们的掩闭部，上面的横木已经炸断，整个顶子陷了下来，幸而我急忙用两支枪杆把它支持住，不然就被活埋了！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第一线的友军换下来了，我们便接了上去。当时敌人的阵地还没有布置好，冲了几冲，敌人便退却了。这一役敌人死伤恐怕有一千多，满地都是敌人的遗尸，壕沟里也堆满着，那腥臭的气味，真是难闻极了，但是也没有办法收拾，只好把它抛到壕外就算了。”

说到这里，他好像有点感触，停了一会，他终于倾吐出来了：

“这一场仗我觉得最有价值。从前内战真是无谓，现在为国家而战，哪个不兴奋？所以我们弟兄们冲锋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认为后死是惭愧的。”（记者 许旸）

精忠报国，为国捐躯！紫金淞沪抗日烈士张熙才

作者编辑:张火华

联系电话:13556202369

紫金蓝塘博雅村鱼良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紫金县建忠烈祠纪念堂内有一碑牌写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烈士上尉张熙才

张熙才，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一二零旅五团二营四连中尉连副。，“一‧二八”淞沪抗战，张熙才不辞献身是役，身先士卒，与敌肉搏数十次，屡挫敌锋。在激战中，不幸饮弹阵亡，时年26岁。

笔者怀着对张熙才烈士的景仰和追思，通过张烈士的亲友和知情者，寻访了他走上抗日战场的足迹和故事。

张熙才

1906年，张熙才出生于紫金县蓝塘镇博雅村鱼良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对他这个高大壮实浓眉大眼的儿子寄予厚望，取名熙才，字矮福。家境虽然清贫，依然送他入读私塾，聪明好学的张熙才，喜欢诗文，勤习书法，无奈家贫，只读了几年书，22岁那年，经乡人介绍，他踌躇满志前往参加国民军。在广州参加以邓仲元为师长的粤军第1师第4团，当时团长为陈铭枢，后来成为著名抗日将领的蔡廷锴也在该部任连长。

北伐战争期间，张熙才随蔡廷锴参加了汀泗桥、蛇山等战役，在战斗中，他屡建战功，不断升职。1931年蔡廷锴任19路军军长时，张熙才任第60师第120旅第5团二营四连任中尉连副。

“九·一八”事变后，张熙才连队在梁佐勋团长的率领下随第19路军调防京沪一线，执行卫戍任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借口三友实业社工人与日僧殴打冲突一事进攻上海，19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淞沪战争爆发。2月3日，在梁佐勋团长率领下接替伤亡惨重的第156旅第6团防守在八字桥至江湾一线。

八字桥，又名宝安桥，木质结构，它是沟通虹口和闸北的要隘，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上海火车北站非常近。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多次企图通过八字桥迂回攻击上海北站。敌我双方在此发生激烈战斗十几次，八字桥阵地虽然多次易手，但直到停战，日军都没能完全控制八字桥。战后，记者在战地采访中曾写道：“八字桥两军相持月余，几无一完整房屋，沿途断垣焦土烬物堆积如阜。”

而我军坚守八字桥的主将连队，正是邓志才120旅梁佐勋第5团2营汤毅生4连张熙才连长。2月7日和8日，日军向八字桥、江湾一带发起了6次攻击，每次都是先以大炮及空军向我军阵地轰炸，接着数千人在坦克、铁甲车后面冲锋，来势凶猛。在梁佐勋团长指挥下，张熙才率领士兵们与日军展开厮杀，带领敢死队同敌人肉搏。单是2月8日这一天，张熙才所在的120旅就击毙日军700多人。战至3月1日上午9时，日军发动更加疯狂的进攻，血战3小时后，为避免牺牲，保存战斗力，旅长邓志才遂命令部队边打边撤，撤退过程中，遇上蔡廷锴派来的援军，在梁佐勋团长组织部队反攻下，重新占领八字桥。这一天，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八字桥阵地，来回进退5次，歼灭了大量日军，但我军也伤亡惨重。到晚上9时，决定全军撤退，梁佐勋率领全团殿后，负责收容，在真如车站（今上海西站），与日军追击部队发生激战。蔡廷锴在其自述中，对此有记载：“是晚九时，接沈师长电话：今日我师在真如车站与敌‘追击队’激战甚烈，我梁佐勋团伤亡甚重，刻已撤至江桥。”

在八字桥战斗中，我军还击毙了日军步兵第7联队长林大八，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位死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日军将领。日军为纪念这位早死的联队长，把他毙命的十字路口命名为“大八仕”，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大柏树”。

虽然“一·二八”抗战最终以中国让步而结束，但是这次血战也使国内外见识了中国军队的不俗实力，更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不抵抗政策”下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振，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梁佐勋率120旅第5团扼守的八字桥作为主战场之一，坚守了一个多月，120旅第5团被媒体誉为“勇敢作战之团”。

张熙才，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一二零旅五团二营四连中尉连附。，“一‧二八”淞沪抗战，张熙才不辞献身是役，身先士卒，与敌肉搏数十次，屡挫敌锋。在激战中，不幸饮弹阵亡。安葬于广州沙河顶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场。

在中共广东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网站由丘立才编写的《难忘足迹》抗战中的广东客家将领

（就记载“一·二八” 上海事变中的紫金唯一将领张熙才）

“一·二八” 上海事变中的广东将领。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28日夜间，日军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可以说是广东人的军队，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参谋长赵一肩、师长区寿年、旅长翁照桓等，及大部分士兵都是广东人。参谋长赵一肩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与叶剑英是东山中学和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在“一·二八”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官盐泽、植松、野村、植田。1932年2月11日上午日寇飞机轰炸十九路军指挥所，幸好赵一肩随蔡军长撤出未遇害，而卫兵却被炸死。上海学生义勇军抓到两个汉奸，经赵一肩审讯，一个说，“同乡给了40块大洋，叫阿拉来真茹看看你们军队的行动”；另一个说，“报告长官，我老乡对阿拉说，现在广东军同东洋人打仗，争租界，就叫阿拉来看看广东军有多少人”。原来日机轰炸指挥所，正是这两个汉奸提供的情报。赵一肩在战争中善于分析，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多端，日军以机械化部队向我闸北、八字桥佯攻，企图牵制我主力，以便攻占庙行，于是加强对庙行的防守。果然，2月25日清晨植田向庙行总攻，当日就击毙日军1700多人。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一·二八”战争，击毙日军1万余人，其中海陆军官数百人，写下了中国自“甲午”以来抗日却敌的第一页光荣历史。是役我军伤七千余，牺牲的十九路军将士1951人，其中有128人安葬于南京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前，其余运回广州葬沙河顶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其中不少的广东客家将士。他们中有龙川的黄庄，紫金的张熙才，和平的王标、黄振民，兴宁的陈拔雄，五华的江燊、钟太初，梅县的陈杰、蔡南、苏夜定、蔡干青，蕉岭的丘挺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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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千古留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月初，国民党为了增防南京至上海的治安，调第十九路军北上，担负京沪的卫戍任务。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悍然向我上海闸北驻军发动进攻。第十九路军第78师就地抵抗，淞沪战幕由此拉开。未战几时，78师伤亡600余人。在这危急形势下，蒋介石集团不但不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战，反而百般阻挠，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六七万人罢工，声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全市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配合第十九路军;在校学生亦纷纷请愿，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与第十九路军并肩战斗。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亲率第十九路军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但是违背人民意愿的蒋介石却指责蒋光鼐不从军令，影响了同日本的和谈妥协，悍然决定对第十九路军停发军械弹药，致使这支热血的爱国军队处境困难，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2月下旬，日军猛增至8万之众，30余架飞机向上海附近所有市镇村庄大肆轰炸，第十九路军在不到200米的短距离与敌肉搏多次，伤亡5000余人，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大有被截断退路之势。在此情形下，浴血奋战一个多月的第十九路军，于3月1日含泪全线撤退。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有权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设防，还承诺取缔各地的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也被迫暂驻昆山、苏州、镇江等处。